作者簡介
周宏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原副巡視員，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霧霾治理總理專項顧問組16人成員，中國循環經濟50人成員。商務部內貿專家，國家林草局應對氣候變化專家咨詢委員會成員，中國地調局專家委員會專家，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節能專家，北京市講師團專家；南京大學客座教授、南開大學“985工程”循環經濟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學術領導小組委員、中科院生態中心客座研究員等。研究領域為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循環經濟、低碳經濟、綠色經濟。發表論文500余篇，出版專著或參與編著20余部。
說有位外地的教授來北京的某所大學有事，進學校大門時門衛問了三個問題：這位教授驚嘆：北京的門衛水平就是高，問了三個哲學終極問題。本次隨筆討論的是，2021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在認識和把握新階段的若干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中的第五個：碳達峰碳中和”的幾個關系。
說到底，這個關系可以歸結為長期和短期問題，整體和局部問題。說長期問題，是說碳中和是一個長期目標，在我國的“十四五”規劃中稱之為“遠景目標”；換言之，遠景目標一般是指長期目標問題。說短期問題，是說某個地方或部門能在短期內實現這個目標。這就構成了長期與短期的關系問題。中央文件中的用詞是“漸次達峰”。說整體問題，是說全國作為一個整體的達峰時間；而說局部問題，是說“率先達峰”地方的時間。從國家層面看，需要考慮共同富裕、現代化的階段性目標問題，因而給碳達峰碳中和界定為經濟社會的系統性變革（也可以說是系統工程）。至于什么地方、行業或企業，可以先達峰，《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 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和《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以下簡稱《方案》）已經明確給出界定：在《意見》中，有兩處提及“率先達峰”：一是在工作原則中，要求“根據各地實際分類施策，鼓勵主動作為、率先達峰”。二是在34條“加強組織領導”中，有“支持有條件的地方和重點行業、重點企業率先實現碳達峰”表述。在《方案》中，除重申《意見》要求外，還有兩處提到“率先達峰”：一是在“工業領域碳達峰行動”中，要求“工業領域要加快綠色低碳轉型和高質量發展，力爭率先實現碳達峰”。二是“各地區梯次有序碳達峰行動”進行專門部署：“碳排放已經基本穩定的地區要鞏固減排成果，在率先實現碳達峰的基礎上進一步降低碳排放”；“產業結構較輕、能源結構較優的地區要堅持綠色低碳發展，堅決不走依靠“兩高”項目拉動經濟增長的老路，力爭率先實現碳達峰”；“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等區域要發揮高質量發展動力源和增長極作用，率先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文件的以上表述，大家均能看得懂，不用進一步解釋了。簡單地說，碳中和是一場“持久戰”，不能搞成“速決戰”或“突擊戰”。二、關于“化石能源替代”與“可再生能源安全保障”的關系討論這一關系，本質是要處理好碳減排與能源供應安全的關系，關鍵是保障能源供應安全，目的是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對能源及其服務的需求。這一點，還可以落到“發展為了人民”的執政宗旨上。這對關系的背后，是長期短期、全局局部、“先立后破”“立破并舉”“國內與國外”“政府與市場”等一系列的關系。說長期短期的關系，可以概括為短期怎么辦、怎么看，長期怎么辦、怎么看。這一點在《方案》中已經設立了非化石能源的發展目標，可以簡單地理解為替代多少的問題。說全局與局部，也就是說“全國一盤棋”的問題；從化石能源替代和可再生能源供應安全的角度看，還要區分可再生能源資源富集區、國家能源基地、能源消費地等局部；從這個意義上說，能源供需平衡是需要“統籌考慮”、“全國一盤棋”的。說“先立后破”，是說“先立”什么，后破什么。這一點，需要跳出“能源看能源”，跳出能源轉型升級看“替代”；說“國內與國外”是說如何利用“兩個資源兩個市場”的問題，以及國內能源發展與能源環境氣候的國際合作問題；說“政府與市場”，是說替代的動力，是發揮政府干預和調控作用，還是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問題。化石能源替代和可再生能源安全保障，這是一篇大文章。化石能源替代，既要借鑒國際經驗，也要從中國實際出發。從國際經驗看，并無普遍規律：由于第四次中東戰爭引起西方國家對能源安全和轉型的重視，但各國的能源轉型升級走了不同的路子。例如，美國當時的尼克松總統提出“能源獨立”，經過技術進步和加大投入，頁巖氣開發利用占美國能源供應的比重逐步提高，基本實現了“能源獨立”目標，成為油氣開采和使用大國，并降低了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總量。法國走了一條核電發展的路子，在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福島核電站事故影響各國核電發展，在歐洲國家尤其是德國去核的呼聲日高的情況下，法國“我行我素”，核電占比仍然接近80%，而且電價還逐步下降，不像歐洲其他國家的電價不斷上漲；德國的能源轉型受到國人，尤其是可再生能源研究者的推崇。德國的魯爾煤礦產量逐步減少，盡管德國仍然有人用煤爐烤火取暖；魯爾礦區轉型也是資源型礦區轉型的成功案例；德國已經提出退出煤炭并不斷提前退出時間，盡管最近的能源價格上漲對居民生活產生一定的影響，但并未影響德國能源轉型的決心。突然想起一個有趣的話題：德國曾經是“一個幽靈，共產主義幽靈”產生的地方，但德國并沒有實現共產主義，卻被東正教盛行的前蘇聯以及有著“天下為公”的中國所推廣。而今，“一個幽靈，碳中和的幽靈”在歐洲徘徊；未來的情形會怎么樣呢？其他國家的能源轉型雖然各有特色，但可再生能源都是備選之一，畢竟還有很多的技術沒有攻克，更不用說商業模式了。其實，本人對可再生能源的認識也有一個深化的過程，因為我并沒有連續研究能源，更不用說可再生能源了。最初，曾“隨大流”說，可再生能源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能源（煤炭是第一次工業革命蒸汽機發明后的主要能源，油氣和電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發電機發明后的主體能源）；最近因為有雜志邀請我寫文章（這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情，費好大的勁還掙不到錢，不像別人做課題寫文章是研究成果的主要產出），對可再生能源進行了深入思考。無疑，我國可再生能源發展成效顯著。記得與專家就這個話題聊過天：有誰會想到20年后的中國可再生能源發展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多項指標已經占據世界第一。前面的隨筆說過，不要以為“我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就是我為碳中和出力了，這兩者不是一回事”，這句話可能不好理解，但學過數學分析的人很容易理解，因為分析的對象變了，所有的研究結論都會發生變化。打一個通俗比方：張三和李四差不多，比如說相似度達到80%，誰能說分析這兩者的結果是一樣的呢？記得多年前與氣候司的同志聊天時說過，要用碳排放指標，畢竟能耗指標與碳排放指標不一樣?，F在看來，當時的說法是對的。2021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提出，考核要逐步從能耗“雙控”向碳排放“雙控”轉變。發展可再生能源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從“換位思考”的角度看，這也可能是國內專家認為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是技術依賴型能源的原因。現在，我又想到了發展可再生能源需要解決的許多難題（有些難題是人根本無法解決），可以簡單歸納如下：一是，可再生能源是資源依賴型能源，而且這種資源具有間歇性、人為不可控的特點。所謂資源依賴型，在文章我已經寫過：關鍵是，這些資源是人目前還沒有辦法控制的，再怎么打它求它，它也不聽話。二是可再生能源的密度低，無法跟煤炭、石油、天然氣相比，具體數據在比爾·蓋茨《氣候經濟與人類未來》一書中有。三是，開發利用資源不可控、能源密度低的能源，需要的材料、資源投入更大。四是，需要針對源-網-輸-蓄一體化系統開發技術，提出解決方案，原有的理論也不能支撐，需要理論創新、技術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等等。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推動煤炭和新能源優化組合”，絕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本想多寫幾個關系，但字數已經不少。只好下次再說啦！
